今天台风过境。被风吹斜的雨撞击着玻璃窗，发出时密时疏的声响；玻璃上挂满了水滴，有的已成流滑下；屋外，草木在风雨中飘摇。
坐在桌前，我看着水杯上缓缓上升的热气，感到一种莫名的惊异：这缥缈的热气如此脆弱，似乎我呼吸稍重，它就会被绕乱成各种形状；但近在咫尺的疾风骤雨却不能对它产生丝毫影响。我想，我只要打开门走出去几步就会被风吹得无法立住，而且会瞬间被淋成落汤鸡，然而现在我却在闲适地看着水杯上的热气发呆。自然，我知道是周围我平时不怎么注意的几面墙和门窗挡住了风雨，让我此刻有此安稳—我已不知如此安稳地在屋子里度过了多少日子，不过只在此风雨之时，这才显得如此真切，舒适。
葛饰北斋喜描绘透过疾风狂浪看着岿然不动的富士山的场景，而此刻我却在透过水杯上稳稳上飘的热气看着屋外的风雨。这样的反差很有意思，这“意思”或许能画在纸上，却难用语言表达。或如陶县令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这真切的闲静里，我胡思乱想着—似乎身体虽然安适，思绪在却随着屋外的风雨飘摇。
我想起了几首小诗。
赠范晔诗（陆凯）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不知驿使是否真把这春意带给了陇头人。若真如此，那他用从江南到陇地的脚步也写就了一首诗。
子夜四时歌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
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本来诗忌用字重复，但是这里反复出现的“春”却似渐渐将一幅美丽的画卷展开，显出了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象。到“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这画卷突然动了起来，读诗的我也好像感到衣袂被春风掀起，进入了诗里。我感到的春意不来自现实，而是来自许久以前存在记忆里的某个春天，它被这小诗轻轻地唤醒了。吴为山先生有个雕塑作品叫《春风》：一个小姑娘裙袂飘飘，头微微扬起，脸上带着笑。其实，《春风》刻画的形象很模糊，我们看不清小女孩的眉眼和表情，但是我们能感觉到她在微风里的快乐，而且能感到那吹起衣裙的应是一阵春风。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春风》和这《子夜四时歌》是等价的。
《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这首小诗是陶弘景隐居后写的。他收到来自齐高帝萧道成的诏书，问他“山中何所有？”此诗便是陶弘景的回答。我想陶先生是极享受这隐居生活的，白云“自怡悦”，此乐君不知。现在我们有了照相机和摄像机，不管看到什么都能拍个不停，但是却不知道身处美景时“自怡悦”了没有？拍好的照片和视频我们自己回味了多少？
这首诗还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谈皇帝》。其中记载了鲁迅家乡的“老仆妇”所知道的对付皇帝的办法，她说：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
鲁迅管“老仆妇”的办法叫“愚君政策”。显然，陶弘景并不觉得他有必要“愚君”，他可以告诉萧道成自己很享受岭上的白云，并直言这云虽多，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不担心萧皇帝“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也不担心他下旨令陶先生进贡白云三朵。我想，萧皇帝必是个雅士，陶弘景才能如此心无挂碍地写出这首美妙的小诗。古今诗词里记录了多少各样的人，显赫至帝王，入诗却不令人反感，除了这位萧皇帝，似乎再鲜有人了。
Azalea 曾留言感叹平凡的董传由苏轼的诗而被人记住，平凡的藤野先生由鲁迅的文章而被人记住。我当时回复说：“记录平凡的瞬间在我看来是诗的魅力之一。”其实，我觉得甚至可以说，诗的魅力主要在于记录了平凡的瞬间。平凡的生活里有不平凡的感动；大人物自有悲欢，但是能让人感动的，也一定是人所共有的那份悲欢。当李煜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时，他写出了人人都能感到却无奈不能控制的情随事变，事随时迁；读者不必同为帝王也能于心有戚。当崇祯皇帝拔剑走向长平公主，并叹“奈何生我家”时，叹出了他作为亡国君主的无奈；然而对此我们却难以感同身受，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当皇帝也不是尽啥都好，作公主也有可怜的时候。
李志有首歌叫《热河》，这是首平凡的歌。没有复杂动听的旋律，没有意像唯美的歌词；只有平凡的街，平凡的店铺，平凡的人，却串成了一段故事，这故事好像是从很多人心里映射出来的。很少有人能当长平公主，但是许多人记忆里都有条“热河路”。
天暗下来了，屋外风似乎小了些，雨还在下。打开手机看了下微信消息，我妈说我前天从网上订的大闸蟹今天收到了，打算晚饭的时候吃；有几个朋友在讨论时事，主要是 NBA 季前赛全场爆满事件和无锡的高架桥倒塌事件。新泡了壶茶，顺便看了下昨天油炸的豆腐，还剩很多，足以就风。安心地回到桌前，坐等风吹。
这几天正好在颁发诺贝尔奖，看了得奖预测的朋友告诉我说今年的化学奖有可能发给基因编辑技术，不过实际上是发给了锂电池的发明者。预测基因编辑技术会得奖其实是个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因为几乎可以确定该技术会拿诺奖，问题是哪年，以及给谁。其中，“给谁”是个大问题，参与基因编辑技术发展且有较大贡献的人比较多；而且其中最常用的 CRISPR 技术的发明者间还在闹专利纠纷。如何把握平衡需要评委们费点脑筋。如果“给谁”的问题解决了，“哪年”就不是问题了，肯定会很快。
每年诺奖颁奖都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我想，这反应了人们对科学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认可。人们在社会建设中应用科技发展获得的成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增进了人们对科技，以及对人自己的信心；这信心反馈在人自身，激励了人们进一步发展科技的劲头。这样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科技本身的认识：本来，科技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现在在很多人眼中，科技却似乎正在成为认识世界唯一的方法。对科技这样的认识和信心正在让我们轻率地踏入一些我们本应该心怀敬畏的地方。
维特根斯坦说：
我们的文明以“进步”为标志。进步是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性质之一。文明的特征在于构造，它在建设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结构。甚至明确性也成为达成该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海德格尔则说：
这东西已经占有了人，并且这种占有是如此地明确以至于人只有被如此占有才能是人。
是的，我们在构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为这个结构加砖添瓦，他就被称为“有用的人。”人的价值似乎是依附于这个结构的；我们觉得是自己在设计和制造它，我们在掌控主导权；但是现实是我们正变得停不下来—我们不能控制这个结构，它却在控制着我们；我们渐渐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或许在这样赤手空拳地面对自然里的疾风骤雨时，我们才记起人本来的样子，脆弱而敏感—记得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在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强，可以支配自然的时候。
海德格尔在接受《明镜》的采访时说：
一切都运转起来了，这正是令我不安的地方。这一个推动另一个，运转不歇，技术使人从地球上脱离，将人连根拔起。
离海德格尔接受采访已经五十多年了，我们似乎还未被“连根拔起”。他是杞人忧天吗？或许吧。以后会怎样？不好说。
科学与技术有其自身的美，但生活中也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美。有诗，有歌，有书，有画，还有平凡的感动；愿我们不会将它们忘掉。
油炸豆腐将尽，看来是“停笔”的时候了。
窗外天黑，风雨已住。台风或许还在东京施虐，至少岡崎已天净如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