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辉在最近的英文博客里提到了邵庸的诗《清夜吟》。我印象中近年见过这首诗四次，其中三次是从益辉的博客或者书序中看到的，其出镜频率之高，在益辉笔下估计只有丰子恺能与之匹敌了。我喜欢这首小诗写景的前两句，但觉得其后慨叹的两句表达太直，略带了些说教气。显然，益辉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觉得后这两句诗里含着一种得意感，而这种自得正是他所欣赏的。据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文本在不同的人心中会激起非常不同的感受，这是常见的现象。当这文本是诗—文学中最精炼的形式—时，不同读者心中产生不同的感受就更不足怪了。
这次讨论让我记起了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这问题在我小时候和家人打麻将时就出现过，接着在我生活和工作的不同时期又以不同形式再现在我脑里。有时候我觉得我似乎触碰到了答案，但更多时候，我却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愈加困惑，以至于怀疑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好”在哪里？
我可以肯定，不管这篇文章写多长，我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甚至不确定我能否清楚地表达我的困惑。但人就是这样，明知没用也要隔着衣服挠挠痒。
我奶奶喜欢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就会把还在上小学的我拉上一起玩。对于麻将，我只懂得最基本的规则，但心却很大，每把都想弄成清一色。于是，当我手里万字较多时，我就扔筒和条，每摸到万字就仿佛中了彩票，心情愉悦；当手里筒较多时，我就扔万字和条，每摸到筒就仿佛中了彩票，心情愉悦；当手里条较多时，我就扔筒和万字，每摸到条就彷佛中了彩票，心情愉悦。玩不了多一会儿，我就已在感到万字好，筒好和条好的心情间切换了好几次。每当摸到自己想要的牌，看着它就仿佛看到了珍宝，快乐满心，但如果是不需要的牌，则觉得扫兴。想到自己面对同样的牌面居然会产生如此不同的情绪，我就感到不解。到底哪个好？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万字，筒和条都无所谓好坏，我的感受取决于我想把哪个牌面凑成清一色—我的目的规定了我评价牌面好坏的标准。评价标准决定评价结果，这是一个几乎等同于废话的真理。但怎么算“好”的问题并不就此得到解决，因为生活中我们需要处理的情形要远比打麻将复杂。在生活中，我们不会总有明确的目的来规定评价标准。我们读诗，赏画，听歌；对特定的作品我们可能会感到喜欢，无感，或厌恶。我们往往把让我们感到愉快的称为“好”，把让我们感到厌恶的称为“不好”。当然，这是一个简化的场景，实际上我们有时会被一些让我们感到难过的作品震撼，它们的价值甚至可能远超让我们感到欢愉的作品。我在这里用了“价值”一词，这是个熟悉的陌生词。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常用“价值”这个词，但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深入考虑过价值何来。打麻将时，有个待实现的目标在规定什么是“好”牌，一旦目标确定，我个人无法左右这个标准；而在欣赏文艺作品时，没有了被目标规定的标准，什么是“好”就变为一个主观判断了。好不好是判断的结果，而判断一般会经过一个评价过程。尼采说，人是评价者，评价即创造；事物在人的评价中获得价值。按尼采的说法，人的评价赋予事物价值；这句话其实是将评价标准决定评价结果这句“废话”重新表述了一遍，并突出了人作为评价者的地位。既然人是评价者，那评价标准自然是人定的，好坏都归人说了算，“好”在哪里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好”在我们心里啊。但谁知道我们心里的“好”长什么样？显然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为了说明困难之处，我们先看几幅画。
- 《作弊》（卡拉瓦乔）
- 《自画像》（大卫）
- 《街景》（毕沙罗）
- 《玩纸牌的人》（塞尚）
4.《阿威农的少女》（毕加索）
- 《泉》（杜尚）
《泉》并不是一幅画，它只是杜尚在商店里买的一个现成小便池，签上一个假名字。
- 《女人 III》（库宁）
相信我，这幅画在库宁作品里不算辣眼睛的。
这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列举的一些从文艺复兴时期到现代的艺术作品。我想，大家看这些作品时的心情估计是复杂的。后几幅作品非但我们普通人难以欣赏，大师之间也未必相互认可。试想，如果卡拉瓦乔或者大卫看到毕加索和库宁的作品，他们会作何感想？杜尚的《泉》就更不必说了，只要拿出手，分分钟被当破烂扔掉。然而，实际上这些都是在西方艺术史上相当重要的作品。
历史上，人们对画的审美的标准一直在变。一旦画家们建立起一套审美体系，就会有人来将其破坏，释放人们被原有体系禁锢的创造力，并开始建立新的审美系统。这个过程不一定是进步，多数时候只是用一个标准替换掉另一个标准，如此，人们逐渐遍历能挖掘出美的每个点。如此，同一个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大师看来，其价值可能完全不同。我们对音乐，对诗词的审美是否也如此？很可能。这有点像进化，以前人们觉得进化将生物推向更“好”的形式，但现在人们发现这个“更好”难以定义。根井正利先生猜测，进化就是让生物适应并填满各个可能的生境。回到评价标准的问题，我想，若以人们对画的审美态度来推及其他，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可以“论定”的东西，人们只要清清心，对自认为熟悉的事物多看几眼，总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留意的点，从而可能更新自己对事物的评价；对自己看法的过度自信或许是让人无法全面认识事物的障目之叶。我们不仅要用自己的眼睛尽量全面地看世界，最好也借借别人的慧眼—勤和别人交流，将自己的看法分享给别人，并认真考虑别人的反馈，这可能会打开通向新世界的门。
我在给益辉的留言中说宋人常用诗来讲道理，导致一些宋诗里有点学究气。这个评价是我自己的阅读体会，不少人也有同感。但是，什么算是学究气？为什么有学究气就不好？我们的评价依据为何？我们的评价标准确如我自己感到的那样合理吗？我以往任由心里的感觉做出判断，但很少去想这判断依据的是什么。诚然，要把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说清楚是困难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学鸵鸟把头埋土里，假装自己的判断一贯合理。另外，我们对特定的作品的评价还可能会受到一些作品之外的因素影响。比如邵庸《清夜吟》，虽然我觉得它略带说教气，但平心而论，我下判断时并没有去深想这感觉是来源于这首小诗还是来源于我对宋朝理学家和邵庸本人的刻板认识。比下错误的判断更危险的是，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以此为主题，大从邵庸的哲学思考，小从本诗的景情过渡等方面“深入分析”《清夜吟》，并将其与一些“好”的诗词进行对比探讨；我可以将这些分析和对比的结果编织起来，填充到我的评价里，使其看起来充分且实在。如果我真这么做，或许我能说服一些人认同我的看法。当然，我首先要说服的肯定是自己，但我怎么知道我不是被自己的刻板偏见给忽悠了呢？“罗织”论据的能力是个危险的东西，这罗织起来的证据网第一个困住的很可能就是我自己。那怎么算没忽悠自己呢？追问自己是否被忽悠了是个可以无限递归的过程，什么时候是个头？—如果我们不敢直视自己内心的审美，那我们还有勇气说出什么是“好”吗？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不必这么死磕自己，听从内心，心里觉得好就好，心里觉得不好就不好，这样一切不就安然了？解决这问题，我们只需一颗包容的心。参考西方美术的变迁历程，既然库宁画的女人像可以是佳作，那为什么沾点学究气的诗就不能是佳作？既然价值来源于评价，是什么让我们吝啬自己的评价，阻止我们欣赏更多样的作品？是的，我们需要更包容，我们需警惕自己被现有标准禁锢，只是当我们试图超越现有标准时，我们到底是真创造了新的标准还是随手画了几个看似“标准”的东西来自欺欺人？主观评价就是这么奇妙，不细想一切都清晰如水晶，但稍微较点务虚的真，就啥都飘渺起来了。
相比于艺术欣赏，评价科研成果或许稍微容易些，毕竟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检验科学理论的好坏，标准就是看哪个理论更符合实际观测（这也是个简化的场景）；也可以用科研成果能转化为生产和生活的助力的量来判断其价值。但即使如此，科学家有时也会遇到评价的困难。比如当一个理论不符合实际观测时，是理论需要修正还是观测有疏漏？即使决定了要修改理论，理论的哪部份应该先被舍弃？不同的科学家也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这答案的不同来源于他们对理论和实验结果的重要性和可靠性的不同评价。
每个人对事物的评价都有个框架，这个框架由自己的经历和知识储备搭建而成（也有些人自己没有评价的能力，他们对事物的褒贬往往来自于自己认为可信的某人，甚至从某处听到的耳食）。这些框架像是河面的石头，我们可以踩着它们过河，但它们也限定了我们可以在河面活动的范围。人和人的评价框架是不同的，如同河面纵横的石头小径，人们顺着不同的小径会看到很不同的风景。既然风景可有各异，当我觉得崔健的歌比一些小鲜肉的好，当我觉得写博客比即时聊天好，当我觉得鲁迅的文章比一些网络小说好，这些“好”指的是什么？它们是否有接近于客观的存在？是否有生物学或心理学基础？尼采说要重估一切价值，但当我们用“评价”来判断好坏时，是什么在评价“评价”本身？看，一不小心自指就出现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会慢慢转化为我们评价事物的标准，这标准会影响我们如何看世界。有些标准可以让我们获得自足且持久的欢乐，而另一些标准或许会让人迷失在各种刺激之中。如果有“好”，她是否在这里？
这篇文章里满是问号，不企图回答任何问题；不管“好”在哪里，答案肯定不在这里。实际生活中，我会采用自己所习惯的标准来看身边的事物；虽然我有时会对这些标准的来源感到困惑，对它们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一方面，人是有局限的，人评价万物的标准也有局限，局限配局限，刚好合适；另一方面，有些标准会在生活中被不断强化，这种强化有时来自于傲慢与偏见，这时，心中的困惑和怀疑正好将它松动松动，以免固化了我们看世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