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毛泽东是件困难的事情，不是因为毛泽东很复杂，而是因为环境太复杂。各种声音，把他捧上天的，把他踩到底的，或有意，或无意，都成了影响一个人了解毛泽东的噪音。毛泽东的影响有多大，这些噪音就有多响，生活在这些噪音里的人要认识毛泽东是件不易的事。
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每年国庆节我都会到天安门广场去待一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觉得既然在北京，就去看看。广场上有很多游客，也有警察巡逻，据说还有一些是便衣，但既然是便衣，我也就无从分辨了。记得那时进天安门广场要安检（或许现在也要吧），我过的时候一般都比较顺利，但是有些人的包会被检查得很彻底，特别是一些看起来像是乡村来的老人。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警察从一个老人的包里翻出一堆资料，听到他们的对话，才意识到他们查的是来上访的人。上访为什么来天安门广场？我有点纳闷。后来经历了一件事，让我对这些来天安门广场“上访”的人有了些了解。那是一个下午，天有点偏暗，我在广场上逛了会儿，觉得差不多该坐地铁回学校了。走到一个离毛主席像不远的地方时，突然听到附近有骚动，转过身去，发现一群人正围着一个在说话的中年妇女，但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附近有几个警察正往那群人那边跑过去，要逮她。她突然从包里拿出一块写了字的白布，举到头顶，哭喊到：“毛主席，您睁眼看看吧，您的人民正在被他们欺负啊。”很快，那名妇女就被警察带走了。这件事发生地突然，也消失得突然，整个过程一分钟不到，但那名妇女哭喊的声音像烙进了我的脑子里一样，这么多年了，想起来都异常清晰。妇女被带走后，聚起来的人大多也就散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在附近议论。我抬头看着毛主席的像，他看着前方，好像也在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那名妇女有什么冤屈，也不知道她说的“他们”是谁—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真有冤屈，只是从她哭喊的声音里，听到了愤怒和委屈。
2016 年，有个学术会议在三亚举行，我和教授一起去参加。教授是个抓住一切机会了解世界各地植物的人，在去海南之前就跟我说他在会议间隙准备去三亚周边观察植物。于是我和他那几天除了开会就是坐的士去事先选好的地方去看植物。坐了几回的士，我就发现一个现象，三亚的的士里大多都挂着毛主席的像。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好些毛主席的像章，但稍微大点后就再没有见过了。在海南居然有这么多人还在挂，让我很意外。有一次是个年轻司机载我们，我看他的车里也有毛主席像，就问他为什么。他说，觉得毛主席能保佑大家平安，而且不仅是他们开车的，海南农村里很多人家里都供着毛主席。这回答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共产党可是讲无神论的啊。回到日本后，跟顾南聊起这事，顾南毫不惊奇，淡定地说她家里也供毛主席呢，跟观音菩萨他们供在一起，每年过年她妈妈还给毛主席上香呢。
人们常说当年大搞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但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开了几十年了，为什么人们受了委屈还要去天安门跟毛泽东诉苦？为什么那么多普通老百姓还是觉得毛泽东能给他们安全？我不理解。
我很久以前零零散散地看过《毛泽东选集》里的一些文章，坦率讲，虽然他写文章思路清晰，文笔流畅，但由于他写的内容和我的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所以一直不大看得进去。更何况围绕毛泽东的各种声音太杂，觉得难以穿透这些声音，真正地了解声音背后的那个人。在海南的经历让我重起了了解毛泽东的兴趣，于是重拾他的文集看了起来。我从毛泽东学生时代的文章开始看，一路看到建国后。远离了噪音，不急于评价，随着阅读文章越来越多，毛泽东的样子在我心里也越来越清晰。从毛泽东的文章里，不仅能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还能了解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那样的人的。这个过程很难复述，不过今天突然想就其中的一个侧面作一个粗线条的速写。
1912 年，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时年十九。这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商鞅徙木立信论》，这篇文章的标题很好地概括了其内容。毛泽东在文章一开篇就写道：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跟统治者一道的，他们一心想着进入庙堂，借统治者的势来施展自己的术。显然，这时的读书人毛泽东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的，他替商鞅骂屁民：你们怎么这么笨，别人做对你们有利的事还要这么煞费苦心劝你们相信，这国家都要被你们给笨亡了。
他写的第二段更有意思：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
这段文字体现了当年毛泽东的天真，他就是想不通既然是对人民有利的法令，为什么大家居然笨到不相信这是真的。单纯而天真的毛泽东不考虑为什么人民不相信政府，只是觉得老百姓太傻。但一般来说，当你觉得别人犯了不可理喻的傻时，犯傻的很可能是你自己。比如这个例子里，难道不该问政府是怎么丢掉人民的信任的吗？当年的毛泽东似乎没有想到这点。当然，我说这段有意思的原因不光是因为老毛的天真，还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毛泽东还忧心忡忡地写道：
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哈哈，像不像鲁迅讽刺的那些感叹“友邦惊诧”的人?
据说当年毛泽东的老师给他这篇文章打了满分，其实就文章内容看，实在是有点幼稚。不过当年的毛泽东只有十九岁，那个年纪，谁还不幼稚会儿呢！
1917 年，毛泽东 24 岁。这年夏天他跟朋友萧子升一起去湖南乡下做社会调查。在这次调查里，毛泽东看到了社会实际是什么样，人民实际是什么人。同年十月，他和朋友们一起办起了为工人补课的夜校。
在夜校的招学广告中，毛泽东写到：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做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这是毛泽东较早的一篇白话文章—给工人看的，当然要写大白话了。不知道毛泽东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几年前自己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在那篇文章的第二段，毛泽东感叹人民怎么这么傻，别人商鞅做为你好的事，你怎么不信他？但在这个招生广告中，毛泽东自己却也顾不得责备民众愚昧，而是想方设法，苦口婆心地来哄他们来上课—老师免费，讲义免费，学了就有好处，快快来了，莫再耽搁！急迫的心情见于纸上，活脱脱商鞅在世了。
由于担心工人们怕犯政府的戒严令，他还甚至专门写道：
有说时局不势，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後，每人发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碍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
真是事无巨细都考虑到了啊！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初批评老百姓笨的毛泽东突然不厌其烦地劝说工人们学习呢？答案在毛泽东的夜学日志里：
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此创设夜学之意。
原来，当时毛泽东常看国际新闻，感到情势动荡，深为国家贫弱，民智不开而忧虑（他在 1916 年给朋友写信就预言日本会是中国的劲敌，对中国会有威胁，并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能图存”，国人应“磨砺以待日本”，也算是神预言了）。在那时，毛泽东就看出整个社会的中坚基础是大量失学的国民，他们进步了国家就进步，不然他们就是国家进步的最大阻碍，所以毛泽东要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学习。不过，这时毛泽东称这些失学之人为“此辈”，他和这些人不是一伙的。
1918 年 8 月，毛泽东开始北漂了，当了北大的图书管理员。从 1919 年起，毛泽东开始频繁在杂志上发白话文章，针砭时弊，并开始参与群众运动。1921 年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4 年国共合作，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毛泽东做国民党宣传部长时，写了很多文章来总结国民党宣传工作的得失，这些文章收录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里（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宣传起家，在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共产党的早期的宣传工作有多陋，以及毛泽东是怎么一步步把宣传工作搞起来的）。
或许是这些年跟群众的接触改变了毛泽东吧，到 1927 年，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对人民，也就是 1912 年他嘴里的“愚民”，1917 年他嘴里的“此辈”，的看法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当时党内党外有些人认为农民不讲道理，是股危险的力量，应该压制，而毛泽东经过自己的考察，给出了相反的判断。他说：
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和那些坐而论道的人不同，毛泽东深入农民，听他们讲的道理；和若干年前的自己不同，毛泽东不再武断地认为群众是“愚民”，他站在他们的立场看问题。他认识到农民才是一切的根本，是埋葬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不可阻挡的力量。他不再站在“统治者”角度看问题，也不再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看问题，他和占中国总人口九成以上的人民站在了一起。可以说，从此这个大立场毛泽东再没变过。
不过这时的毛泽东还是认为人民是需要“领导”的，他虽然和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心里是以引导者自居的，而随着他和人民一起抗日，一起解放全中国，这个立场进一步在细微处有了变化。
1941 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里，毛泽东写到：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这时，毛泽东已把普通群众当老师，真正的英雄！他明白了端着知识分子的臭架子，疏离人民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相信普通群众，作他们的代表，为他们服务，这个原则毛泽东一直贯彻到了自己逝世。
1960 年，毛泽东和英国的原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这次谈话是以在我看来是带有预言色彩几段对话结尾的。
谈话快结束时，蒙哥马利提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原则”问题，毛泽东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可是他被暗杀了。
毛：印度的甘地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蒙哥马利说人民需要引导，这其实和毛泽东早年的看法一致，但现在的毛泽东认为“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原则。克伦威尔，耶稣，甘地，这些代表人民的人都没有得到善终，毛泽东知道这些，但和人民站在一起是他的信条，他的原则，他义无反顾。所以，当他感到有人要搞修正主义，有人要骑在人民头上了，年迈的他再一次站了起来，战斗。
但这时的毛泽东毕竟老了。从一些谈话里，可以看出晚年的毛泽东似乎开始有了些执念。比如他在 1966 年跟胡志明谈话时，对话风格是这样的：
毛泽东：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志明：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泽东：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志明：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泽东：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当时胡志明估计心里是无语的吧。
这时毛泽东认为反腐问题已经不优先了，而是要先搞文化大革命，打掉内部的修正主义者。
同样在 1966 年，林彪等人吹捧毛泽东，打算把毛泽东抬出来推进一些事，打击一些人。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里袒露了自己的担忧。他说：
他（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毛泽东相信群众，他好像认为不管有什么问题，只要人民起来斗争就总能斗争出正确的结果。虽然这样类比有点奇怪，但这态度跟哈耶克对自组织魔力的信任很相似—哈耶克认为政府不能干预经济活动，要让价格充分反映出经济活动的信号，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接受到正确的市场信号，完成自组织，达到某种好的结果。毛泽东也认为政府不应该太介入人民的斗争，要让他们放开手干。他说：
工作组使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正在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吗我看文件上要写明只有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
可惜，这一次毛泽东错了。人心难测，一切失控了。十年时间，一切都乱了。我想，造成这个悲剧的可能原因之一是，毛泽东虽然相信人民，但他晚年已经长期没有直接跟人民接触了。
文革给中国最大的启示或许是，文革千万不能再重演。如果我们后人能记住这个教训，那先前的惨痛教训才多少有了点意义。
毛泽东的党内政敌，负气出走，背叛中共的张国焘晚年旅居国外，同时也在观察中国的政治形势。他是一个对毛泽东和对中国形势都有深刻了解的人。文革爆发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毛泽东是利用文革进行权斗，对此，张国焘并不认同，他说：
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
或许，最了解他的不是战友，而是敌人，这多少有些悲剧色彩吧。
建国初期，有位农民写信给人民日报，说感恩毛主席赐予大家的好光景。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封信，但是却被毛泽东严肃地批评，说人民可以这么说，但报纸不应该这么登。毛泽东说：
人民，特别是农民给了我们一切。农民的胜利果实不是某一个人恩赐的，而是他们通过斗争得来的。报纸不应该反映恩赐观点，而应该报道农民创造的一切。人民，特别是农民，创造了胜利，也创造了美好的生活。
毛泽东希望人民挺直脊梁，站起来，世上没有救世主，未来都是大家自己拼出来的。
毛泽东已经走了四十多年了，幸好他的文章还在。从毛泽东的文章里认识毛泽东，现在我多少有点明白为什么在他离开几十年后还有人去天安门找他诉委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觉得他能保护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