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四川一个偏远的乡村；在地图上看，那是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交汇点，是个号称鸡鸣三省的地方。对幼年的我来说，小村就是大半个世界，跟大人去镇上赶一次场就算是“出远门”了；外面的世界，哪怕是现在看起来近在咫尺的县城，都是极遥远的所在。
我有几次小时候去县城的记忆，已经忘记了当时为什么要去县里，但路上坐车的经历却记得异常清晰，因为那个过程实在是不舒服。从镇上到县城现在只需要十多分钟的车程，但是当年的老路绕山走，路况不好，且车又慢，所以要坐一两个小时。镇上连个像样的车站都没有，就是在路边固定一个位置，每天到了一定的时间，去城里的车就停在那里等人。那时候没有买票上车一说，都是上了车再有人过来收票钱。但上车谈何容易，一个破破的小型客车，四周都围满了人，而车上也早已坐满了。车下的人当然不放弃，因为人多车少，错过一辆下一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何况到时依然会很挤，所以只要车上还有个缝儿，大家都拼命往上挤。小孩子要上车简直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大人挤上车了，然后托人把小孩从车窗递进去；我当时就是被大人从车窗里抱进车里去的。夏天，铁皮车已被太阳晒得滚烫，车里人挤人地塞了几十个汗流浃背的人。不宽的马路上坑坑洼洼，被人撑得发胀的汽车就这么载着大家一颠一跳地摇摆着往城里驶去。车里的很多人估计早习惯了这样的环境，有的人还能一路说笑。然而很少坐车的我却难受得不行，感觉呼吸都困难，摇不了几下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怀疑是昏了过去。但这车是不肯让人好好睡觉的，因为它一跳一跳地，突然“嘭”地一声，我的脑袋狠狠地撞到了车窗上，撞得整个人“嗡”一下醒了过来。但醒不了多久，就又昏睡过去，然后又是下一次“嘭”地一撞和“嗡”地一醒。我就在这一昏一睡，一撞一醒的循环中到了城里。坐客车是可怕的经历，好在我去城里的机会也不多，所以不必常吃这苦。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活动范围几乎都落在家周围方圆一两千米的地方。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出远门，但其实也只是去了跟四川相邻的重庆，从县里去学校大约五个小时的车程。那时我三姑已经搬家到了泸州市里，所以我开学去重庆和放假回县城时都会去三姑家住几天。从市里坐车去重庆只需要三小时，而回县里只需要一个多小时，这么一中转本来不远的路程就显得更短了。虽然路途不远，且彼时交通已经大有进步，车况路况都比我小时候要好得多，但是我仍视坐车为畏途。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小时候坐车的痛苦经历让我心有余悸；二是因为后来的一个新毛病—我一坐客车就拉肚子。我平时肠胃挺好，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一坐客车就肚子疼，想上厕所。虽然每次都有惊无险，但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奇怪的是，上车前，下车后我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在车上这段时间被肚子疼折腾得不行。于是，大学时每次放假回家和开学回学校时我都如临大敌，提前一天就不怎么敢吃东西，提心吊胆地等出发。但一上车，还是疼得满头汗，于是我又度时如年地等到达。每次假期结束回学校前，三姑都会做好吃的给我送行，全家人都吃得很香，我却不敢动筷子。家里人催我多吃点，说到学校就吃不到家里的饭菜了。道理我懂，家里的饭菜也真好吃，但我却只能答以“待会儿要坐车，没胃口。”后来，三姑才知道我没有胃口的原因是怕拉肚子。她说，“这我有办法，你放心吃，不会有事。”我当然不敢信，所以还是没怎么吃，但也好奇三姑有什么妙招。等出发的时候，三姑给了我一个瓶子，里面装着热水，里面泡着姜片什么的。她让我先喝点再去坐车，上车就把这个瓶子抱在胸口。虽然我觉得这不会有什么用，但还是照做了，没想到这次肚子真的没有疼。于是这瓶子成了我坐车的标配，虽然里面不一定有姜片，但总会装点热水，效果一样。长话短说，经过很多次观察和对比，我终于找到了我坐车时肚子疼的原因。夏天客车上会开制冷空调，冷风直吹我肚子，我的肚子对冷很敏感，所以一吹就开肚子疼；而把热水抱在胸前正好让肚子那里暖暖的，于是就不疼了。按道理，冬天车上开热风，应该没有问题吧？事实似乎也正是这样，因为我每次能想起来肚子疼的敬礼都发生在暑假，寒假时没有这样的记忆。但为什么我记忆里冬天坐车也难过呢？想来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疼，什么时候不疼，所以每次坐车都会很紧张，一路忐忑。因此，即使寒假时肚子没有疼，但整个旅程心里也一直七上八下的，很不轻松。
考研的时候，我要去北京面试。北京，那是个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地方，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这么远。家里人说陪我一起去，但我拒绝了。我知道自己怕出远门，但也知道早晚得克服这个困难才行，这次面试就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我心里明白我怕出远门的原因有两个：一，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对各种交通工具都不熟悉，害怕自己路上抓瞎；二，我是个重度路痴，对未知的地方有强烈的恐惧感。我本来也没有勇气直接把自己扔到去北京的路上，当时其实在学校 BBS 上找了个去同一所学校面试的女生作伴，但后来她改变了行程，所以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了。那回坐的是火车，排队，检票，上车，整个过程都很顺利，这让我心里很有成就感。但按着票上的座位号找到座位时，我就有点傻眼了，我的座位是 xx 排靠窗的位置，但当我走到 xx 排时，靠窗那个位置上赫然坐着一位中年大叔。我疑惑地看了看票，核对了一下座位的排数和位置，没错啊；又看了眼大叔，大叔波澜不惊地坐着，虽然转头看了我一眼，但随即又转开，仿佛面前根本就没有我这么个人。这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想跟大叔说一下，但一来不好意思跟陌生人说话，二来也怕是自己弄错了（虽然已经核对了好几遍）。在座位前呆了几秒，后边的人在催促我快走，挡道了，我在着急和犹豫间，只能先在大叔旁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但坐下来后，我心里就开始有点慌，因为那一排有三个座，我虽然知道大叔坐了我的座位，但我不知道大叔本来是哪个座的，我担心自己坐了另一位乘客的位子。既然一开始就没敢跟大叔确认，现在就更开不了口了，只能忐忑地坐着。好在过了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并没有说什么，我的心才放下。一路无事，只是在晚上坐得腰酸背痛，腿脚发胀的时候，看着趴在靠窗的小桌板上呼呼大睡的大叔，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
一路上，人们上车下车，不知到哪个站时，大叔也下了，我赶紧坐到窗边，趴着睡了会儿。我醒来的时候，车到了保定，又下了一波人，车上已经很空了。这时，一个新上车的年轻人坐到我对面的位置上。他年纪比我稍大，长得很清秀。他坐下后看着我笑了一下，笑得很亲切，于是我们攀谈起来；车还没有到北京，我们已经聊得很投缘了。下车的时候，他见我有点手足无措，于是转身帮我拎包拖行李，一路把我送出了站。路上有两回由于人太挤，我跟他走散了，但每回他都会走到一个人少点，视线较好的地方等我。由于下车后的路不同，我们要分开走了。他告诉我去面试的学校在哪边，应该在哪里坐什么车去，分别前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后来我们互发过几次信息，却没有再能见面。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感激他在那时候给我的帮助。
到北京后，我借住在一位中科院化学所的青年科研人员家里。他的家在我面试的学校附近，是个两室一厅，他自己住一间，把另一间屋子挂到网上出租。那是个中等身高，偏胖的人，我叫他王哥。王哥话不多，家里收拾得很干净。那天晚上，我洗漱完后就跟他在客厅里看他新买的一盆植物。他给我介绍了那个植物怎么怎么好，听得出来很喜欢。但在我眼里，那只是棵普通的植物，有着绿色而肥大的叶子，顶端的几片有点红。聊了会儿天，王哥让我早休息。他把家里钥匙给我，并嘱咐我说他上班走得早，让我出门的时候记得锁门。第二天我起床的时候，王哥果然已经去上班了。我出门时，发现王哥走时没有锁门。我心里笑他嘱咐我仔细，自己却大意。晚上王哥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忘记锁门了，他跟我说是故意不锁的，因为担心我对那锁不熟悉，万一打不开门会耽误面试。面试结束，我要回重庆了。走的那天，王哥送我下楼。他帮我叫了个的士，我上车后，他跟司机说送我到北京西站，并嘱咐我路上小心。出租车开动后，他又突然快跑两步，追上来跟司机说：“这是我弟弟，你把他送到北京西站，别绕远啊。”司机没理他，踩着油门加速走了。住王哥家的时候，他从来没叫过我“弟弟”，所以听他这么说时我有点惊讶，但随即就明白他是担心我，怕司机坑我。北京的司机多油啊，一掉头就问我，“这人谁啊，娘们儿似的。”我心里很感激王哥的照顾，同时脑子里飞快地转，想怎么答司机的话。“我哥啊，他这人就这样。”一秒钟后，我笑着跟司机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慢慢习惯了出门在外的生活。有一次回国，在名古屋机场办登记手续时，服务小姐拿我的护照打出登机牌后跟我确认“你是从 xxx 转机吧？”我愣住了，因为我买票的时候虽然知道要中转，但从来就没有留意中转站是哪里—哪里都一样，反正到了就知道了。服务小姐看我没有反应，又确认了一下名字，然后把登机牌递给我。拿了登机牌，去安检的路上，我心里有种感觉，不知是喜是悲。我想起几年前在北京第一次坐地铁的事，当时要去见一个朋友，他让我坐地铁去找他，他在地铁站出口等我。我从没坐过地铁，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坐，又不好意思开口问旁人，就一个人站在入口处悄悄观察别人去哪里买票，买完去哪里进站。一直看了很久，才鼓起勇气往售票机的方向走去。而现在，我已不再为了这样的事情感到慌张，行程都不必确定就能安心地背着包回国了。
昨天听毛不易的《无问》：
你问风为什么托着候鸟飞翔
却又吹的让他慌张
飞翔，慌张。我想起站在地铁口忐忑的自己，也想起在机场被服务员问得晃了神的自己。从一个我变成另一个我，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看着屏幕上的歌词，我心里有种感觉，不知是喜是悲。